时间刚进入二十年代，全球就被一个大新闻给刷屏了：苏莱曼尼被击杀。

其实这是一个早该被斩首的狠角色，稍微有点基本同情心的人，都会认同这一点；而且，不但他早该被击杀，在伊朗，他之上另外两个最高层——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和总统——都可算是伊斯兰世界的毒瘤；还有消息说，他只听命于哈梅内伊。下边这段来自网上文字说明了他的地位：

美国智库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分析人士菲利普•史密斯（Phillip Smyth）在推特上说：“他是负责管理伊朗不断扩大的该地区‘伊斯兰抵抗’网络的主要人物，该网络拥有来自巴勒斯坦地区、黎巴嫩、伊拉克、巴林和叙利亚的数万名武装人员。”《叙利亚圣战》（The Syrian Jihad）一书的作者查尔斯•李斯特（Charles Lister）说，“杀死苏莱曼尼的后果很难把握。这是多年来中东最大的新闻。”他说，苏莱曼尼被杀“在战略意义和影响方面远远超过了‘基地’组织首领奥萨马•本•拉登或‘伊斯兰国’首领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之死。美国和伊朗几个月来一直危险地针锋相对，但这是一个巨大升级。以色列因为担心杀死苏莱曼尼的后果而一再放弃除掉他的机会。苏莱曼尼的权势仅次于伊朗最高领袖。他的死将给伊朗在本地区的图谋造成重大损失”。他曾被《时代》杂志评选为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

如果说伊朗最高精神领袖是用宗教的枷锁奴役伊朗人民的最高指挥官，那么苏莱曼尼就是这个最高指挥官的最重要的首席打手！由于美以一直不敢轻易动手除掉此人，致使他几乎肆无忌惮：一个美军指挥官曾经在巴格达机场指着另外一架飞机说，这就是苏莱曼尼的座机，就停放在我们飞机的旁边！

自从伊朗推翻巴列维王朝且实行政教合一的国策之后，就将伊朗人民推入了深渊：妇女受到严格苛刻的限制，文盲率大幅上升，国民生产总值从过去曾经的世界前十跌入全世界倒数！这样天差地别的倒行逆施，如果还被政治正确的漂亮话说成是“内政”而不得干涉，只能说是脑子进水了。依照政治正确的观点，伊朗政权所做的一切，都是伊朗人民自己的选择，是内政，他人不得干涉和过问。这是某些国家一贯的立场，同时本次击杀苏莱曼尼，也开了另外一个先河：邪恶势力的中下层军人今后可以不作炮灰了，定点清除直接绕过了“炮灰”。地球上好几个人该好好想想了，是继续作恶还是主动收敛。

责任当然不能完全推给他们所信奉的那个宗教，但不争的事实是，多年来大多数的混乱和暴力，都是它的信徒挑起的。比较一下三大宗教的教义便知，这个宗教，最狠，他容不得不同的信仰，把异教徒都看做敌人，而不是平等的朋友；中东的乱象，全世界的相当一部分的冲突，和从这个教义培育出来的极端分子的好战狂热，有很大关系。难怪亨廷顿会说未来的冲突，主要是文明的冲突，此言不虚，很有预见性。其实，世界的现状，已经证实了亨氏的预言：极端的宗教信仰所催生的反人类行为，以虚幻的乌托邦为虚假目标所孕育出来的威权统治，前者的代表是伊朗，后者则是一些置民生于不顾的强人，都有谁，相信人人心里有杆秤；这是人类文明的两大毒瘤，一直在和人类文明的正确进化方向背道而驰。

毒瘤体积虽小，但是破坏力巨大。以俄国为例，其GDP仅占全球GDP的不足3%，仅仅因为其强大的军事实力——贴切地说是庞大的核武数量——便可以与世界主流文明相抗衡，不得不说，俄国这种“先军策略”的畸形发展，为世界树立了一个恶劣示范：哪怕是国内民不聊生，但是为了少数强人的个人意志，可以置他治下百姓生活水准与不顾，以人民作为人质，来满足个人意志的高度满足。这本来就是一种文明的错乱，但却因为是“内政”，他人无缘置喙；马杜罗，金家老少爷们，伊朗，都是这种错乱的追随者和效仿者。

美国曾经想纠偏这种错乱，从二战后开始，无论是杜鲁门还是尼克松….布什爷俩，一直到今天的川普，都在试图开启西西弗之旅，但成效有限；俄国前身的轰然倒塌可被视为“效果”，但强人接过了衣钵，并没有放弃强军立国的理念，也还在继续威胁人类的和平，只是由过去的意识形态的水火不容转化为价值观冲突。虽然他说过，如果谁还不正视俄人历史上做过的恶，谁就是无视历史（大意）。可是，说归说，做归做，不但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遗憾的是，该强人的“行”，并没有契合其“言”，否则就无法解释吞并克里米亚的“壮举”。

当然有人会说，为什么美国可以拥有强大的核武而其他国家就不应该？这也是仇视美国的粉红、愤青一直抱持的理由。道理很简单，美国多年来一直没有做出有违人类发展的举动，中东的乱局，是宗教狂热信徒制造的，而不是美国——没有美国的驻军，局面会更乱；愤青愤老们所挂在嘴边的“世界哪里混乱，哪里就有美国的影子”这句没有良心的话，是多年来的反美宣传成果，而不是真相；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例证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生在卢旺达大屠杀，因为美国的犹豫不决而贻误了及时介入并阻止屠杀的时机，发生了二战后最大规模的一次性屠杀100万人的惨剧，克林顿卸任后曾经专程到卢旺达表达歉意。今天伊朗的所作所为，就国际法而言，被联合国制裁，就说明政权缺乏合法性，且违反了联合国的“规章制度”。“伊斯兰革命卫队”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其领导人被美国制裁、击杀，也就没有不妥，更何况是苏莱曼尼杀人在先！

在处理中东的问题上，美国有不当吗？我认为是有的。川普上任后抱怨自从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已经在中东地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了美国纳税人7万多亿美金之巨资（超过日本的GDP了），所以要撤军。

但是，换一个思路，如果美国把这天量的资金，作为投资投入到中东叙利亚、伊拉克、伊朗这类危险且贫穷的国家，效果会不会不一样？这当然是我们所熟悉的以德报怨，而且，因为老美的“民主制度”，这种法案多半会通不过，胎死腹中的几率非常高。但，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选项，而且极有可能是和现在效果不一样的处置方法。其实美国在历史上是有这种“以德报怨”的先例的，二战后对德国和日本的两个重建方案（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基本上就是以德报怨的现实版。二战中，美国和这两个国家的战争，比你死我活还要激烈，尤其是偷袭珍珠港后对日本的数轮轰炸，先是常规汽油弹（东京、大阪等地大轰炸，为保存古建筑文化而跳过京都、奈良），后是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定点准投放，几乎把日本送回石器时代。要说仇恨，这几乎是灭族了，寸土不留啊，谁受得了？但是，日本人特殊的性情和气质并没有埋下仇恨的种子；在战败后不计前嫌，对美国是服服帖帖，百依百顺，更有甚者，还在东京湾为轰炸东京的指挥官竖起雕像，以世世代代纪念之。战后，美国学术界一直在反思和讨论，在日本败势已定的情况下，大轰炸到底有无必要？因为日本人当时已经疯了，你不能跟一个疯子一般见识。一百多年来，美日关系几乎一边倒的奇葩情况，似乎一直是个迷。二战中及以后的“百般蹂躏”，日本人愣都是咽下去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广场协议”，却（可能，记不准确了）是后来曾任首相的时任财长中曾根康弘起草的，对美英法等国提出的诉求，几乎照单全收。

不用说，信奉极端宗教的中东人做不到这一点；这个人群招惹不得，一旦你负了他，他会跟你没完，即便祸端由他们挑起也不行，他们是只能占便宜，不能吃亏的一个群体；而且敏感到不能有任何对他们宗教言语的不恭，一本小说就可以招来杀身之祸，甚至延及子孙后代。对这么一群人，如果像现在一样来硬的，结果可想而知，大概率的，他们会跟你拼到最后一人。

如果说日本人在二战后中是“疯子”，那么中东的那些狂热分子，基本上终其一生一直就是疯子，或者说他们因为地理环境和宗教原因，大部分人很容易变成疯子。所以，需要问的是，跟一个疯子，有没有必要这样以牙还牙？俗话说好鞋不踩臭屎，避免不必要的损伤，也是作为决策者需要把握的原则。

格雷厄姆.艾里森教授在《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一书中，引述了芭芭拉.W.塔奇曼的《八月的枪声》（《The Guns of August》）中一个真实案例，把一战前几个关键人物的决策（德皇威廉二世、英王乔治二世、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形容为“像在深渊中梦游”，他们无人知道自己的决策将导致自己和人类的巨大灾难，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没人会做出那么愚蠢的决策。最为讽刺的是，1962年夏天，肯尼迪在科德角休假时读了这本书，他信誓旦旦，如果他的决策非常重要且会导致巨大的灾难，他肯定不会步一战前那几个关键人物的后尘。可是，仅仅过了几个月（10月份），古巴导弹危机爆发，肯尼迪就全然忘记了自己的“读后感”和诺言，而是仅仅依靠直觉和当时的情势来决策。心理学研究表明，大多人的决策，95%都是非理性的，而且越是关键时刻的决策，越是严重背离理性的思路。正如当前的伊朗和美国，说白了就是哈梅内伊和川普两个人，他们二人的决策，将决定了伊朗和美国，甚至是中东和世界人民的福祉。我们无法指望哈梅内伊不“疯”，因为他本来就是个疯子；那么川普呢？你可是个正常人啊，在这种关键的时刻，会否理性一点？

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有感于历史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决策的重要性，艾里森出版了《决策的精髓》（《Essence of Decision》，或者叫做《决策的本质》，），开创了一门新的学科——决策学。这就是美国学者的伟大之处，他们总能把研究课题和现实结合起来，并服务于现实；当然了，这也是哈佛大学的“学术休假”制度所体现的高明，学者可以离开学校到政府或者企业任职（实习），像费正清、基辛格、克林顿时期的国务卿赖斯等人都是这种制度的受益者。稍微扯远点，如今在经济学界被热烈追捧的哈耶克、米塞斯、罗斯巴德等奥派经济学家，可能除了哈耶克（在“清偿局”工作过），其他人并没有这种“实习”的经历；这也是为什么奥派很“好看”，也很符合逻辑，作为一个学术体系，很完美无缺；但是，从微观上说，最完美的经济制度并没有在他们所生活的国度落实，甚至在奥派刚刚诞生时，还被猛烈攻击和批评。同样，哲学家海德格尔和希特勒是同时期的人，甚至还交往颇深，但是，他对希特勒似乎没有产生一点影响。从学以致用的角度来说，只有美国的学者和制度，把高智识人群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完美地结合起来了，也难怪那个地方会那么吸引人。

以奥派所极力反对凯恩斯所力倡的“政府干预”为例，关税就是最为明显的“政府干预”；在还有国家存在的时代，关税这个利器，不会不被在需要时用到。这就是奥派脱离实际的表现，因为按照他们的设想，看得见的手不得干预任何经济活动。正如克林顿以来所力倡的“全球化”，这个听起来很美的词汇，其实质是什么呢？无非是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为降低成本和减少获利更丰的逐利行为；在现实中，演化为近二十年来的“产业一国化”（程晓农）——制造业集中转移到了极少数的国家；而金融活动的全球化，表现便是利用原有的金融中心的某些规则漏洞和明目张胆的作弊，权贵掮客（白手套）巧妙地从金融中心圈钱、骗钱。所以，全球化并没有听起来那么美好。

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一战还是二战，几个关键人物的决策，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走向，造成了人类有史以来的巨大伤痛；如果让他们重新选择，相信没有人会选择战争，就连日本好战的军界，如果对美国的实力能够像山本五十六一样清楚的了解（山本做过日本驻美使馆的武官），能够大致预判战争的后果，也不会仅靠一腔热血就雄赳赳气昂昂地把军舰开到珍珠港，这是一定的；螳臂之所以敢于挡车，是因为“螳螂”不知道“车”的厉害。

如今，在二十年代的开端，便遇到了几乎百年不遇的重大关口；这几天“WWIII”（第三次世界大战）登上了西方搜索引擎的热搜榜（第二位和第四位），这不是一个好兆头。而能够左右这一切的，世界上，只有那么三四个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