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以前，我还讨厌“岁月静好”的丑恶嘴脸；然而，眼下的局势在这摆着呢，已经到了一言不合就可能地动山摇的地步。作为屁民的我却成了墙头草，转而希望真的“岁月静好”起来。

是的，我无法想象真的地动山摇来临之际，如我一样的屁民何处藏身？如何自保？要知道，在今天的高科技无处不在的现代化条件下，你无处可藏；就算是可以躲到深山老林，习惯了规律生活你我，如何面对一日三餐？还怎么会客见友？最简单的问题是，没地方打球了；当然，球，可以不打，洗澡不洗？有没有热水？灾难一旦真的降临，如何重建家园？何时重返故乡？如果真的灾难来临，你再分析文明的冲突，还有何意义？

格雷厄姆.艾里森教授写作《注定一战？》时，据说本来不想用这个眨眼的词（注定一战），但是在编辑强烈建议下，还是放弃自己的立场而屈尊了。我希望这不会一语成谶。该书列举了人类有记录以来的16次较为重要的守成国和崛起国之间的角色转换，统计结果令人沮丧：只有四次是和平转换；那就是说，迄今为止，战争解决问题的几率是75%，这个结果让人不寒而栗。

然而且慢，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的。可以稍作细致的考察和回顾，不难发现，理性，在很多时候，还是能够起作用的。远的先不说了，因为离现在时间久远，很多情况已经今非昔比，我们无法简单地复述前因后果。

先看一战之前的情形，几位关键的当事人“犹如在睡梦中游荡”。历史学家芭芭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的《八月的枪声》（《The Guns of August》）记载：德皇威廉二世、英王乔治六世、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以及这些人的主要幕僚，全都是盲人瞎马，面对将要来临的巨大灾难（一战的爆发），一无所知，所有人都依据直觉行事。当战争来临时，已经无可挽回。一战是人类第一次几乎席卷大半个地球的超大规模战争，他们没有经验，没有准备，所以造成不能在临界点踩刹车，悲剧自然不可避免。经济学上的“理性人”概念，在此不适用于以上几位当事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形，他们不知道如何应对。

1962年夏天，肯尼迪看了这本书后告诉身边人，如果我面临和他们同样的情况，肯定会做出理性的选择，决不冲动。但是，仅仅过了几个月，古巴导弹危机爆发，肯尼迪就忘记了曾经的“理性”。事后他告诉弟弟罗伯特.肯尼迪说，如果苏联不退让，那美国肯定不会首先“眨眼”，核战就不可避免，因为美国在核武对比上，优势明显。而解决这次危机的的功臣，是赫鲁晓夫——他指示苏联驻美国大使面见罗伯特.肯尼迪；两个人谈了半个小时，解决问题。美国首先宣布把自己部署在土耳其的核导弹撤回，随后苏联立即跟进，把部署在古巴的导弹运回国内。一场地球毁灭的悲剧与人类擦肩而过。顺便说一句，正是古巴导弹危机，作为基辛格学生的艾里森，完成了博士论文《决策的本质》（《ESSENCE OF DECISION》，有译作《决策的精髓》），1971年成书出版，开创了决策学的风气之先；而且得益于哈佛大学的“学术休假制度”——教师可以暂停教职到政府或者企业任职，艾里森曾经在里根政府和克林顿政府做官，而且也是国防部和CIA的顾问，而基辛格则是黄鹤一去不复返。可以想见，美国的这种对知识分子的任用，全无编制的屏障，只要你有见解，便可以摇身一变，从教师成为官员。这样一来，智库就有可能成为参与决策的局中人；有这种高水平的研究人员直接近距离参与决策，其纠偏纠错机制便悄然形成——其实欧洲其他国家像英国早有此先例，凯恩斯、哈耶克等人都有过政府任职的经历。当然，我们后来也曾经试图模仿过这种机制，例如大学教授王珉，几经辗转后锒铛入狱。差别是橘生淮南或者淮北而有不同的结果。另外，中美官员任用方式和遴选机制最大的不同，能拿的上台面的，在符合“自己人”这个潜规则的基本条件之后，我朝重历练；所谓历练，就是在独当一面的情况下，能够处理各种意外和危机，而美国除必须民选的职位，看重知识和能力，无需看脸色。

如果说一战时，主要的几个当事人（决策者）没有经验，那么二战是怎么爆发的呢？一战才刚刚结束二十来年，这么快就健忘了？不是，因为二战时期，世界遇到了疯子希特勒，这个人类少有的超级疯子，亘古未见。德国盛产思想家，但是，德国深厚的思辨传统，也没有阻止这个恶魔的铤而走险进而步步得逞，而且颇为后世诟病的诗人荷尔德林还和希特勒眉来眼去，为其大唱赞歌。其实苏俄也曾经不乏举世皆知的思想者、诗人、作家——俄国那群大人物曾经出现在晒出的书单上，可他们也同样没能阻止邪恶势力的成长、发展和壮大，直至灾难发生。希特勒的早年并不引人瞩目，但是当有了疯狂的苗头后，已经无法阻挡，世人只能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他作孽。可能基于吸取希特勒的教训，后来成为世界警察的美国，对萌芽状态的邪恶势力格外小心，比如萨达姆、卡扎菲、基地组织、神棍伊朗、东北亚小疯子等等，都是及早动手，提前遏制，以防坐大。仇美的愤青们，老说伊拉克并没有找到大杀器，我要说，即便真的没有，仅凭萨达姆的横行乡里，就该及时灭他；难道非要等到他羽翼丰满再后悔吗？而且，其实伊拉克是曾经企图制造大杀器的，只不过有可能是提前销毁或者仅只是后来没有找到而已。

需要指出的是，艾里森教授尽管从古巴导弹危机中发现了决策的规律并且建立了不同的模型，但是，这次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的成功解决，是赫鲁晓夫立了大功——其实无非是基于现实的考虑，赫氏让步了；而并非是学者们的建议起到作用，因为此时的基辛格可能已经入职——时间关系，就不查基辛格的履历了，即便没有基辛格，还有其他诸如基辛格之类的学者型官员，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皿煮政体尚且如此，可以想见，非皿煮政体的决策过程会是怎样的拍脑袋一锤定音！当然，艾里森教授的决策模型，在此后的美国决策中，可能会起到作用。

两战的爆发，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已经成为历史，后人只得从中汲取教训，以防来日悲剧重演。

堪称表率的守成国和崛起国之间的较量和角色置换，第一次是美英之间的角色互换，经过二战的洗礼，二者的位置悄然交换，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灾难。第二次，便是美苏之间的冷战，始终把纷争置于可控的范围之内，惊心动魄的古巴导弹危机，也没有酿成大祸，可谓庆幸。1957年，面对来访的英国首相，赫鲁晓夫公然面对面告诉对方，“我们要消灭你们”；可是，1959年年底，赫氏去了一趟美国，见识了什么叫做“市场经济”，什么是“资本主义”，回来后便改弦更张，要用“和平竞赛”和资本主义竞争，而不是埋葬对手。而深受自家影响的小弟，却至死都绝不含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定要“解放全人类”！这个理想恐怕从未改变！

其实，赫鲁晓夫虽“笨”——我朝太祖最看不起他，认为他“不懂哲学”，就是个来自乌克兰的种麦专业户——唉，谁的祖上不是农民呢？其实，越是胆小的人，越是谨小慎微，没有狂人的狂妄不羁和蔑视世间一切规则，他们知敬畏，有底线，没有霸气侧漏的孬孙样。这种人掌权，对世人来说其实是好事，越是集权政体越是如此，因为在这种体系内，靠的是目空一切，靠的是基于威权的蛮不讲理，一切自己说了算，没有人可以制约他，总之，必须是个十足的流氓才可以。去年，赵家兄妹回忆自己父亲的时候说，他是个“胆小”的人；而胆小的人有原则，实际就是有底线的意思，并回忆老人的话说，一旦人没了，就啥都没了。这种人当然会败给强者，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威权体系内，这种人往往难以上位，即便上了位，也会如赵家兄妹的父亲一样坐不久——你没有斗争精神，说白了就是没有那个狠劲，关键时刻，往往下不去手，狠不下心。

以上列举的四个关键事件的节点，其中两战是因为各自的原因而没有被阻止；而美英之间的角色转换和美苏之间的争锋，没有酿成大祸，关键的原因是人毕竟还是理性的，不能眼看着火坑往里跳；当今世界和百年前、数十年前相比，变化已经巨大，绝对不可轻言动粗，这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希特勒那种千年一遇的怪物，也毕竟是极少极少数。

但是，心理学研究表明，理性决策只占到人类决策的5%。这就是为何危险步步逼近时，我们都会担心终极决策者在决策时，到底能不能让“理性人”发挥出理性的人性光辉。

无论如何，在“岁月静好”的今天，我们不能相信有人愿意回到石器时代，不大可能的。作为屁民，能够过上安稳平静的生活，本来就是毕生所求，不能兼济天下，则求独善其身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