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一个多月前出炉后时间不长，发出来几分钟便消失了。现在增删后重发，自认为没有招惹到方方面面，看运气好不好，能活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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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一直是我心目中最好的时代——用套话说还要加上“没有之一”；其实不光是我心目中最好的时代，汤因比早就说过，如果可以选择，他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北宋时期（应该是中前期，而非徽钦朝的末期）。可惜，民间对北宋的理解，除了一门忠勇的杨家将、公正严明的包拯之外，甚至对宋仁宗赵祯了解，则基本少之又少。

我则亲耳听到过说书人说宋仁宗诞生时是西瓜胎——李妃生出来的是一个大圆球，打开之后，里边是个小孩，后经好心的太监和八贤王辗转到民间寄养，最后由八王爷赵德芳寻回，终于坐上朝廷——编书人不想一想，一个成长于乡野的孩子，怎么可能一下子学会治理国家？说书人口中的八王爷，也多次出现在杨家将的戏份中；其实赵德芳是赵匡胤次子（长子名德昭），大概只活了二十多岁便因为叔父赵光义在斧声烛影中搞死了皇兄，本来准备接班的赵德芳便成了王爷，后被赵光义挤兑，年纪轻轻就郁郁而终。《清平乐》中的“八大王”，是赵元俨，是太宗赵光义的第八子，而不是赵匡胤的次子赵德芳；但是，民间戏剧评书中，都是以“八贤王”的身份出现，其实是搞错了。

钱塘僧人文莹的笔记《续湘山野录》对死于斧声烛影的由来有记载：太祖登基16年后（公元976年）“驾幸西沼”，应该就是今天河南登封的嵩山至洛阳一带，遇见一个过去熟识的道士，此人“无定姓名”，“自曰混沌，或又曰真无”，总之是那种来无影去无踪、游走于江湖的神仙级人物，名字也不确定，一会叫个这，一会叫个那；一见面，便道“别来喜安”；“上大喜”，于是密谈。因为此人在过去在太祖还在洛阳一带为布衣时便相互熟悉，且以“梦语”预言过太祖“金猴虎头四，真龙得真位”；可能当时说着有心，听着却无意，当后来太祖真的登基了，便想起这位“故人”，肯定是当做国师来对待的。于是问此道士：“我寿还得几多哉？”道士回话：“但今年十月廿日夜，晴，可延一纪；不尔，则当速措置”（一纪为12年）。文莹记载道：“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阁四望气。是夕果晴，星斗明灿，上心方喜。”然而，太祖还是高兴得太早了，“俄而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于是“急传宫轮开端门，召开封王，即太宗也”；把弟弟赵光义请来，“即延入大寝，酌酒对饮”，哥俩就喝上了。“宦官、宫妾悉屏之”，把无关的服务人员像内侍、婢女通通赶到一边去，“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哥俩都说些什么，已经无从知晓；但是，根据情势来推测，很有可能太祖会主动谈到身后事，因为在那个时代，这些人都还是相信巫蛊之术的，尤其是看重颇有预见的国师的预言，毕竟嘛，人家在你没有上位时已经以“梦语”的方式告诉你了。当然，这种巫蛊术士，极有可能不止对太祖赵匡胤一个人说过这种“你有帝王之相”的话，很可能对其他人也说过，只不过那些人都没有成事，而骗骗他老赵登上大位了；那些没有登基的听者，估计会认为这个道士是个江湖骗子，可太祖的看法却会完全相反，这是国师，是高人呀。

再看《续湘山野录》的记载：“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太祖用“柱斧”“戳雪”，应该便是“烛光斧影”中“斧影”的由来；柱斧，是一种祭祀时用来砍、削祭品的小型手工具，一般不会伤及人命。《野录》继续写道：“随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炉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弟兄二人议论过谁也无从知晓的话题后，都睡觉了，因为太祖是个胖子，所以“鼻息如雷霆”，打呼噜应该是绝大部分胖子的通病；其实，北宋时期至少仁宗之前的三位皇帝，基本都是胖子，从流传下来的画像可知，即便是仁宗，也不是像王凯一样清瘦，但是因为他是“仁”宗，导演觉得最好找王凯这样清瘦的演员来演，符合人们对宅心仁厚者的想象，实际上，仁宗也是个胖子，这应该是赵家的家族史；既然是胖子，三高就是标配。此时的赵匡胤已经登基16年了，这么长的时间，玉食锦衣的生活足以把一个壮汉喂养成高血压、心脏病患、甚至糖尿病者。

《续湘山野录》继续写道：“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逮晓登明堂，宣遗诏罢，声恸，引近臣环玉衣以瞻圣体，玉色温莹如出汤沐。”疑点也在这里，难道是哥俩在哥哥死前商量好了，甚至写了遗诏，让弟弟继位？关于遗诏，这里语焉不详，据说后来宰相赵普还炮制了杜太后的“遗诏”，说是杜太后让“兄终弟及”。钱塘僧人文莹和尚生活在赵光义或者稍后时期，总之是赵光义这一枝血脉后人的当政时期，他如此为赵光义洗白，也是可以理解的。杜太后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懿旨”，没有兴趣考证；但是，杜太后有这个意图，是明确的，因为他们赵家夺了人家后周柴家的皇权是铁的事实，原因就是因为年仅七岁的小皇帝柴宗训在位，所以“主少国疑”，殿前都点检赵匡胤谎称出兵，走到陈桥驿便被部下“黄袍加身”，一个回马枪杀回来，江山便易主，姓赵了。所以，杜太后，为赵家皇权考量，接受后周柴家王朝丢掉江山的教训，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无论你们弟兄谁当这个皇帝，总之还是姓赵；如果儿子赵匡胤让自己的儿子接班，弄不好会重演“黄袍加身”的一幕，所以这是她想极力避免的。其实包括太祖在内，在位的十几年里，无时无刻不在考虑这个问题，重文抑武，带兵者不掌兵权、不杀文人士大夫等等这些措施，都是在想方设法避免自家的戏码重演。

而司马光的《涑水记闻》记载：太祖初晏驾，时已四鼓，孝章宋后使内侍都知王继隆（应为王继恩，下同）召秦王德芳，继隆以太祖传位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而以亲事一人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医官贾德玄先坐于府门，问其故，德玄曰：“去夜二鼓，有呼我门者，曰‘晋王召’，出视则无人，如是者三。吾恐晋王有疾，故来。”继隆异之，乃告以故，叩门，与之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敢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隆趣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矣。”遂与王雪中步行至宫门，呼而入。继隆使王且止其直庐，曰：“王且待于此，继隆当先入言之。”德玄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遂与俱进。至寝殿，宋后闻继隆至，问曰：“德芳来邪？”继隆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无忧也。”德玄后为班行，性贪，故官不甚达，然太宗亦优容之。说皇后获悉太祖驾崩的讯息后赶到太祖寝宫，差宫人王继恩去唤德芳来灵前执事，意图就是要先入为主，为继承皇位做铺垫，结果这王继恩半道上拐弯了（应该是早就被赵光义收买），先跑到了赵光义家报丧；皇后听到脚步声认为是赵德芳到了，便问：德芳来也？赵光义一进门，皇后发现来的是小叔子，只得口称“官家”，算是认了账，打消了自己儿子顺位接班的念头。这个时候，木已成舟，小叔子赵光义上位已经是箭在弦上，无法阻拦了，所以，皇嫂便顺水推舟、借坡下驴，对小叔子喊起了“官家”。

《宋史》中关于赵匡胤驾崩的记载，只有区区12字：癸丑夕，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只是陈述事实，没有细节提供。

关于这段公案，向来有争论，正史和野史记载也有出入，按照《续湘山野录》的记载，本来斧声烛影的当晚，赵光义是陪着哥哥赵匡胤喝酒，当夜留宿禁中的（当时的宫规是凡是皇家之外的任何人不得留宿禁中的）；这和司马光的《涑水记闻》所载，皇太后差宫人王继恩去喊儿子却来了小叔子赵光义相矛盾。不过如果不纠结于细节，可以大致这么推想：早在太祖赵匡胤在位时，因为此时皇子们年龄尚小，万一当皇帝的儿子有个三长两短，如果年幼的太子继承大统，便有“主少国疑”之虞，所以杜太后很可能跟赵匡胤说过自己的担忧，提出过“兄终弟及”的主张；但是，赵匡胤此时才四十多岁，身体硬朗，不可能太当回事——他断不会料到自己刚到知天命之年便会撒手归西。母子二人的这番对话大臣们不可能在场，但是，内侍是在场的；而内侍，都是有主子的，所以这话极有可能被赵光义的亲信听到，于是赵光义“见财起意”，紧紧抓住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有母命在先嘛；至于“斧声烛影”中是不是他害了兄长，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但这种可能性是极大的，只是后人没有直接的证据，不好妄加评议。上位后的宋太宗，连自己儿子们的名字中的“德”字都改掉了，改为“元”字（《清平乐》中八大王赵元俨便是太宗第八子，原名赵德元），说明急于和皇兄划清界限，最大可能地和太祖撇清关系，减少瓜葛。最大的可疑之处是，宋太宗专门修改了“太祖起居录”，将其中不利于自己的记录销毁，而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宰相赵普，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作为执笔人干了不少脏活。当然，作为宰执大臣，在皇权时代，也只有投靠新主才能地位稳固；要投靠，就要递交投名状，而修改“太祖起居录”，便是他的投名状。

有关赵光义上位的记载，司马光在《涑水记闻》里有如下记载：.昭宪太后聪明有智度，尝与太祖参决大政，及疾笃，太祖侍药饵，不离左右。太后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此皆祖考与太后之余庆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儿主天下耳。”因敕戒太祖曰：“汝万岁后，当以次传之二弟，则并汝之子亦获安耳。”太祖顿首泣曰：“敢不如母教！”太后因召赵普于榻前，为约誓书，普于纸尾自署名云：“臣普书。”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这便是“金匮之盟”的由来。但是，此说已被多为宋史专家断言为不合逻辑，因为如果真有这回事，太宗上位之初便会拿出来，作为自己合法性的依据，不会等到太宗上位六年之后才拿出来堵众人的嘴。

有关仁宗的故事，最为人所熟知的，其实是“狸猫换太子”这个传闻，因不见于史书，所以，多以民间演绎传播；最早记录此事的是《三侠五义》，说真宗的李妃生下的儿子（仁宗）被大娘娘刘娥合谋太监用剥了皮的狸猫换走，最后此太子登基即位，终于认母归宗。和前文所述“西瓜胎”一样，都是民间添枝加叶的演绎，所以这种流传于民间的小说，肯定不能当真，我倒反觉得这部说书人常常演绎的小说，主要目的是讲述包拯，为包拯树碑立传的。其实皇后刘娥垂帘十一年，辅佐少主仁宗处理朝政，还是有很大功劳的；而且，如果她真的想效法武后登基，也不是办不到（当然难度会很大，因为满朝文武肯定不吃这一套）；但是她没有做，只是临终前以衮服祭庙，算是象征性地以准皇帝身份拜谒太庙，不枉自己理政十年，也算是对得起自己垂帘的十年间实质上行使皇权的事实。《清平乐》之所以区别于《三侠五义》之类的市井小说，就是因为对宋史上的大事绝不敢假造，坚持以史实为基础，绝不乱来；所以，今后这种以史实为基础的影视剧，应该是个发展方向，你再胡编乱造，没人信了。像豫剧《程婴救孤》，京剧《赵氏孤儿》都是以“狸猫换太子”为蓝本的戏剧，但，都和真实历史相去甚远。其实这样会误导观众，不足效法，且有必要纠正。这个故事的真实版本，就是《清平乐》中的交待，李妃所生的仁宗，交由皇后刘娥抚养，满朝大臣、宫中内侍基本上都知道此事，而且皇后以外所有嫔妃所生皇子交由皇后抚养也是当时的惯例，只是仁宗直到登基后将要主政时才意外从赵元俨最终获知实情，自己并非皇后亲生。剧中虽未真实再现，但有史实依据。

和其他宫斗剧不同，《清平乐》则相对真实地再现了北宋仁宗时代的朝政和宫闱生活，以及民间的勾栏瓦肆、市井乡野，官方的行伍边塞。自九十年代大兴宫廷剧之后，《知否》和《清平乐》，以及十几年前的《大明宫词》，基本能尊重史实，不同程度地还原了历史真实，这远比宫斗剧要更好看，至少对成年人来说，更具吸引力。前几年热播的《琅琊榜》我没看过，不知是也如此。有心人可以对比一下。

仁宗时期也是中国文化登峰造极的时代，唐宋八大家中就有6人出自北宋（老苏家居然爷仨都入选，欧阳修本就是仁宗朝的能臣），大文学家范仲淹和欧阳修竟然同殿称臣，是实打实的同事；吕夷简、司马光、苏舜钦、晏殊、韩琦、富弼等名臣，都在仁宗朝共事；稍早的寇准（主要活跃于太宗、真宗时代），稍后的王安石（英宗朝的宰相）、苏轼（仁宗、英宗、哲宗朝），哪一个不是如雷贯耳的鼎鼎大名？可惜的是，在民间的戏剧、说书人的演绎中，这些人都基本没有入选；可见民间文化走的是一条野路子，多来自野史和传说，能以各种“笔记”作为蓝本来还原部分历史，已是难得。这可能和民间受众对故事的曲折跌宕的要求有关，如果说书人上来就讲欧阳修、范仲淹那些流传千古的名文，恐怕是要被轰走的。实难想象，仁宗朝济济一堂的贤臣良相、文坛领袖，他们同在一个大殿上朝，或议论国事，或赋诗作对（当然，朝堂之上，不大可能这样），该是多么珍贵的历史画面！

对中国文化而言，仁宗朝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鼎盛时期——别拿“盛唐”说事，和北宋的仁宗朝相比，弱爆了。至少，北宋的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大多数唐人无法企及的宽松环境中；北宋的能臣良相，更是自由自在，尤其在仁宗朝，思想言论的自由度，是迄今罕见的。作为大臣，对皇帝无惧，大不了贬黜出京，到地方任职，而对于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这类才华横溢的士人，哪里不是他的桃花源呢？连仁宗和曹皇后也都认可这一点呢——许多传世名篇不就是写于贬黜地嘛；所以才有了包拯的吐沫星子喷到仁宗脸上，而仁宗只得用袍袖擦拭，继续听谏官包拯的喋喋不休，也才有了仁宗欲散朝而被大臣扯住袖子不让走的千古佳话，还有仁宗晚上加班累了，想吃一碗羊肉汤但考虑到仅仅为了一碗汤便宰杀整只羊而忍饥挨饿的故事，这些，都有白纸黑字的史书记载，绝非杜撰。

有人说过，威权政体，基本就是“好皇帝”和“坏皇帝”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短暂十年的好日子，是我朝建政后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富有理想和激情的年代，我认为可称为二十世纪的“第二个黄金十年”（第一个是公认的1927-1937）。可惜，中国历史上，能有仁宗这般宽容仁和的皇帝，实在是少之又少，而能由“好皇帝”带来的祥和瑞丽期，也是鲜见。前些年马英九竞选台湾“皇帝”的时候，凤凰台一个主播竟然说，马没有总统应有的“霸气”，没有个总统样子；说明在他心目中，中正仁和的皇帝，都是废物，只有杀伐决断、翻云覆雨、声色俱厉甚至暴虐的皇帝才是国人心目中皇帝的应有之状。重庆谈判结束后，临上飞机前，一句“蒋是妇人之仁”的讥讽，说明问题，点到了实质。一个日日反省自身，后期信奉基督的“皇帝”，哪里是对手？1958年前后，蒋日记记载，当时长江流域洪水泛滥，有幕僚建议趁此时动手反攻，易于取胜；蒋公日记斥责这种谏言是“乘人之危”，被断然拒绝。这就是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迥异之处。以基督教为底本的西方文化，其核心的价值是“平等”，公平，任何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进而所表现出来的现实选择便是“仁”，是感同身受的同情心和同理心；而以儒家经典为根基的中国文化，其核心价值是秩序，自古以来讲究尊卑长幼有序，纲常伦理已经内化为从庶民到朝堂的自觉自省，其实是生来就有的共识：人人是生来就不平等的，必须有个尊卑；进而形成了一个人“说了算”的规则，一旦最终决策人拍板，就是板上钉钉，无法更改，正所谓的“官不悔判”，错了也是对的；我朝历史上，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太多了，闭着眼睛就能举出一箩筐。本次灾祸，中西处理手法之差异，也正是彰显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此处不方便说咱自己，看米国，他老川普开始时也是手足无措，因为他没法强令国民戴口罩，只能呼吁保持1.5米的社交距离；其实，1.5米，毛用没有，因病毒多附着于气溶胶，风一刮，啥都能刮到嘴里眼里。

当然，客观来说，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这四大发明中的三项发明，虽都来自北宋时期，但是，把发明转化为实用，却被西方人超越；火药被用来作为制作鞭炮的原料，而没有实用到战场上，指南针多用作堪舆的巫蛊之术而没有用于航海，只有活字印刷才算是派上了实实在在的用场。这也是农业文明的局限性，也是中国文化的欠缺，说白了就是农业文明的保守和固步自封。在冷兵器时代，杀伐掳掠本来就是开疆拓土的必要手段，也是抵御外敌的依仗；可平心而论，中国文化的保守和自封，定是少了多少累累白骨和妇孺嚎啕；如果不是后来工业文明导致蒸汽机的诞生，大航海时代到来，东西方本该就是各安其乐，各守其土的。而且实际上，西方文明踏入华夏的最早和原始目的，一般也是通商贸易和传播宗教，以至于后来发展到兵戎相见的鸦片战争，肇始者是清廷的夜郎自大和排外，并非“外夷”之错；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昏庸腐朽的清廷，蛮不讲理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焉有后来的一战再战，一败再败，屡战屡败？但是，历史的前进就是这样，并不一定会以理性的方式进行。东西方文化的巨大鸿沟，价值观的迥异，不以原始的丛林手段来弥合，在冷兵器时代，似乎还想不到会有其他的方式可供选择。但是，赵宋却多次以者岁币的方式化解民族矛盾，这在很多人眼里，是软弱，是无能；他们会认为只有像杨家将一样忠勇杀伐，不怯外敌，才算是英雄。难怪甲午海战前，那些誓言开战、抵御外侮的大多是如翁同龢之流的文臣，他们不用参战，也就几乎置身事外，不会有切肤之痛，生命无虞，俗话所说的“站着说话不腰疼”。

仁宗时期，杨家将已经基本销声匿迹；杨家主要活跃于北宋初期太祖、太宗时代；而同时期，其实比杨家出名的，也大有人在，例如开国元勋级别的石守信、高怀德等人，太祖后期、太宗时期的曹彬，仁宗时期的狄青，其实际战功至少都不输杨家。满门忠烈的杨家将之所以流芳后世，主要拜元明清的民间说书人、杂剧以及小说所赐；杨家将的忠烈，既符合官方对臣民的要求（忠君），也符合民间对忠臣良将的期盼（护佑家园）。北宋时期，大概除了杨家将，包拯是又一个颇具符号意义的重要人物。而包拯的暴得大名，是在宋之后，在北宋时期，包拯也不过就是一个以无私敢言、能秉公断案而著称的朝臣，可惜的是，在北宋，这样的大臣几乎满朝比比皆是，所以也就难以显出包拯的独一无二。包公的铁面无私流传后世，主要是因为他敢于秉公执法、不徇私情，想想传说中的陈世美、老包的侄儿包冕，这些未必真有其人的历史传说，其实是宋之后的元明清再无大宋温柔敦厚的“政治氛围”，所以民间百姓只有期盼包公再世，能为他们伸张正义，为他们除暴安良，为他们当家作主。如果吏治清明了，还用得着包拯吗？

李杰明的“好皇帝”论，同“妇人之仁”那句讥讽一样，点中了问题的要害。然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事实是，碰到坏皇帝易，而碰到好皇帝的几率既要低得多了，比中彩票的几率高不了多少。

“崖山之后无中国”，并不是虚妄的判断，史实也基本如此。你看宋之后的元，蒙古人入主中原，一个刁蛮强悍的游牧民族，占据了华夏沃土，杀伐征战，便成为家常便饭，四处侵扰，所到之处，刀光剑影，血溅四方；所以，元朝也就注定了短命的结局，被叫花子朱元璋取代。一个不读诗书、狡黠奸诈的武夫，哪里管你纲常伦理，老子从叫花子到皇帝，要的就是舒坦，耍的就是豪横，你的死活，与我何干？于是，在事成之后，便火烧庆功楼，将一起揭竿而起的磕头弟兄付之一炬，便可以安稳地坐上金銮。这其实连一点人性都没有了，如果像宋太祖一样杯酒释兵权，那些患难兄弟也可以理解，也不是不能接受；可是，他朱要饭却斩尽杀绝，而且还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无论是耶稣基督还是孔圣人，恐怕都会大惊失色，面对这样一个混不吝，你奈他和？后来朝堂上的朱要饭，更是经常出现话不投机便当场摔死朝臣的“壮举”，以至于大臣们早晨上朝前不得不跟家人交代身后事，以免晚上回不来，留下遗憾。

满清，这个离我们最近的朝代，更是让大多数汉人咬牙切齿。本来前有徽钦二帝的靖康之耻，就已经让儒家文明泡大汉人知识分子感到悲愤难平。我向来对东北人没有好感，主要是源自几件亲历事，东北人的毫无同情心，铁血冷漠，数度让我寒心——客观而言，这颇有地域偏见，正如少数其他省份歧视豫省人一样非常不公，但亲历事件，很难消弭应有的理性判断。一想起徽钦二帝的悲惨遭遇，更是深恶痛绝。你偏居一隅的异族人，靠武力征服也就罢了，因为那个时代就是认这个理，成王败寇；但是，人家皇族一家老小招你惹你了？如此残酷冷血待之，毫无人性，与畜生无异。其实，蛮族之为蛮族，有着深入基因的相似性。想想后来的那个什么维克，怎么对待沙皇一家的，如出一辙啊。当年沙皇流放反对派领袖的时候，有书可读，有牛奶喝，有面包吃，还有妻子陪伴；后来他掌了权，便翻脸不认人，将沙皇一家老小，一个不留，全部击毙于地下室，这等残暴，却得不到现实报应，实在是没有天理可言。

所以，读遍二十四史，你所看到的是满眼暴君昏帝，正如某人读到的是“吃人”二字一样，各有心得。这还是正史，是可以堂而皇之地在朝堂上讲述的信史，至于那无法言说的厚黑学，尚不计算在内；可以想见，一个后世君王，读了这些所谓的“正史”，他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和将要执行什么样的法度。所谓“一千个哈姆雷特”也便是如此呗，每个人都有自己眼中的“历史”；而不同君王，看待历史也应该逃不出这个框框。中国的皇帝、君王都有爱给臣子读史书或者援引前朝实例做“范例”的习惯，仁宗在富弼去平乱的临行之前给他看自己搜集的禁书，以了解邪教的内容；仁宗在朝堂之上时常提起的“三代”或者汉唐君臣之间发生的可资借鉴的典型案例；六十年代毛祖嘱林彪读《郭嘉传》，莫不是如此心思。如仁宗一样的圣君，念念不忘的是尧舜禹，如何爱民如子，如何从谏如流；而隋炀帝、朱元璋这样的暴君，估计只会怀念史上常见的秦皇汉武，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蔑视一切生命，才足以显示自己的帝王优越感，君临天下，无人不惧，那才叫舒坦！你们草芥的命算什么，只有我的舒坦才是我的最爱。吐口吐沫就是钉的至尊地位，什么事都你说了算，该是何等愉悦的快意人生！多么极致的审美境界，一览众山小啊。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你舒坦了，别人肯定就不舒坦，好事就那么多，你占的多了，别人可不就少了嘛。所以，在世人都追求舒坦的过程中，基督文化想到的办法是，首先得有公平；从英国大宪章（1601年）开始，西方贤者就开始探索现实中如何让更多人舒坦的路子——其实英国应该说，英国大宪章是西方贤者探索出来落实到现实中的成果，因为其实从希腊的哲人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直到后来的光荣革命，终于基本找到了相对正确的方法：把君王和他的权力关进笼子里，这样大家才有可能都“舒坦”一点。法国大革命用的是带血的方案，历史证明是不科学和代价过高的方式，不足仿效。

公平问题，在文明世界，基本都已得到解决，对自由的守护，也基本有了保障；不自由毋宁死，是在公平的基础上、在法治的前提下，对自由的充分肯定，正如哈耶克说，法治之下才有真正的自由。“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自由，服从共同的抽象原则；奴役，服从共同的具体目标”，“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要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一些”。 一个真正的思想者，不会受到自身“知识”的限制，他的所思所想，本来就是为了人类的未来更加完善和美好提供方案。可惜的是，想提供方案的人很多，而且实际上已经产生了数不清提供方案的人，有些方案却已经误导了人类走上了歧途。至今仍然有人乐此不彼。

反观我朝数千年历史，连称得上“圣君”的都寥寥无几；一个千年圣君宋仁宗，还被埋没多年，几乎被人忘记。今天终于有人想起了他，感谢《清平乐》的原作者米兰lady，应该是读了不少宋史和宋人笔记，大体准确地还原和演绎了仁宗朝的原貌；虽然剧中有一条由张妼晗不断挑起风波和后期公主徽柔的婚姻不幸的明线，其实这不是一部宫斗剧和爱情剧，是述说赵宋官家的仁德宽厚，也是进言时人。

常有笃信巫蛊的人宣扬类似“推背图”“马前课”或者“诺查丹玛斯预言”之类的所谓对人类命运的预测，实在是走火入魔。这些所谓的“推演”“预测”多为事后解释人根据原著进行的发挥，牵强附会地对照已发生的史实强行对号入座，这有什么用？前几日看到有人斥责诸葛亮和阿凡提聪明的文章，实在心有戚戚焉。如果他们真能算准家国命运，人类趋势，那不说明个人的努力已经毫无用处了吗？所以，真正的高人是自与孔子几乎同时代的柏拉图以来探索人类命运的先哲，哲学正是思考这个问题的终极学问；但是，随着神权社会的逐步走衰，进入皇权社会之后，便是善恶问题成为人类面临的终极问题，所以，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独立的学科——伦理学应运而生；无论是欧洲的马基雅维利（《君王论》）还是中国的李宗吾（《厚黑学》），都是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实际上他们二人都是正人君子，并不是十恶不赦的大奸之人，只不过在对君王的指导上，误入歧途，留下世人不齿的骂名。

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工业文明时代的开启，从伦理学中又分离出来了研究人类行为和效益关系的学科——经济学问世了。至少在可见的未来，经济学研究成果将是指引人类进步的灯塔。所以，撒切尔夫人写信给奥派经济学家哈耶克，称赞是他的理论，指导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尤其是二十世纪自由世界的领导人，从他理论中学到了如何管理并引导文明世界。这才是真正的高人。诸葛亮那么能耐，他给出了什么正确的引导方向吗？统一疆土了吗？只是稍强于巫蛊之术罢了，尽是些权谋之术，算计之策。难怪西方人说，中国没有哲学，所谓的儒家、道家学说，只不过是一些生活和伦理常识的一般原则而已，想一想《中庸》、《礼记》、《大学》、《论语》等等这些儒家经典讲的什么便知，与西方哲学家的关怀和终极追问，有着天差地别，根本的不同；即便被带手串、喝枸杞泡水的人所推崇的《易经》，其实也只不过是对自然现象的归纳概括并牵强地、一厢情愿地映射到人间事务上，事发后才乐滋滋地宣称印证了预言；这种马后炮式的“预言”，实在是百无一用。有人认为诺査马斯“预言了希特勒的崛起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飞机、原子弹的出现”，可有谁在希特勒崛起前阻止了他？如果真是高人，绝不该坐视不管，明知道一个恶魔即将诞生，却不管不问？还有原子弹的出现，同样也该阻止的，而不是放任无为。如果用“天命”来放任这种巫蛊式预言成真，只能说明这种“预言”本身就有问题，没有能够引起人类足够的重视，那算什么预言呢？

哈耶克、米塞斯甚至凯恩斯、弗里德曼、杨小凯这些经济学巨臂，却是在客观上有可能也有条件阻止希特勒出现甚至化解希特勒之流于无形；经济学家们之所以能够影响执政决策者，就是因为其学说和主张易被接纳，实则是他们的“预言”被认可并采纳了，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们揭示了人类生活的本质和意义；虽然现在芝加哥学派的名声有点低落了，但是，大萧条时期，几乎是凯恩斯拯救了世界经济，至少美英等国如此。说起凯恩斯，其知名度之高，连我朝元老级人物提到他时都如数家珍：一个曾经做过人民日报老记者回忆八十年代在一次文学艺术座谈会上，面对成堆的知识分子，王震老先生大谈凯恩斯；当场的听者有没有感到震惊，反正我是被骇到了：他居然不是个文盲啊，凯恩斯他都懂。难怪改开时期，他自称是给总设计师牵马坠蹬的周仓。其他情况先不论，在改开的时代，邓王两家功不可没。

反观哲学家海德格尔，一直被世人诟病其与希特勒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所以，映射现实的经世致用之学问，总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为政者采信，成为处理现实问题的指导原则和理论依据。前些年王林之流的国师受到追捧，只能说还有人还停留在巫蛊时代，而且数量不少，有些职位还很高。

仁宗朝虽也有祭祀太庙、祈天降雨这种仪式和活动，但那是那个时代的常态；祭祀太庙，因为权力的来源是祖宗，而不是万民；但是他们赵家爷们知道，权力虽不来源于万民，但是是为万民服务的，仁宗有一句话：如果百姓中有人生活不好，便是朝廷做的不好，作为君父的他，是有首要责任的。祈天降雨，在解决灌溉问题之前，我朝民间一直如此。只不过后来的朝廷表面上认为那是迷信，不好意思直接参与。

《清平乐》只拍到仁宗驾崩，英宗上位。其实，真的希望导演张开宙再接再厉，继续拍赵宋的戏，看看被誉为“最好的朝代”的君臣们是如何做事如何治理的。同时在电视进入网络时代之后，老张霸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新时期的文艺人应该尽自己所能，拍出和上几代不同的作品。